2016年12月13日晚7時，來自德國、加拿大、韓國、日本等國的國際友好人士約150人，200名青少年學生，中日兩國僧侶代表以及南京大屠殺幸存者、抗戰(zhàn)老兵等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祭奠廣場內(nèi)，手托紅燭、低頭默哀，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舉行守靈暨燭光祭活動。視覺中國供圖

2016年12月12日，南京，市民從地鐵站的“國家公祭日和平許愿墻”邊經(jīng)過。 視覺中國供圖

世界上只有極少數(shù)人關(guān)心南京這座城市目前住著多少日本人。兔澤和廣是其中之一。

據(jù)南京市政府外事辦公室提供的統(tǒng)計數(shù)據(jù)，定居在南京的日本人在500人左右。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，這都是一個極小的數(shù)字：日本長期排在這座城市外資來源地的前五位；南京是中國的六朝古都，擁有800多萬常住人口；300公里之外的上海，則有近5萬名日本人。

而南京這個極小的數(shù)字還在變動之中，就像是溫度計上的讀數(shù)。每當經(jīng)濟的、政治的氣候有一點點變化，數(shù)字都會立即作出靈敏的感應。

在過去80年里，“南京”和“日本”同時出現(xiàn)時，通常是一個并不愉快的符號，代表了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——2017年，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80周年。

對于大部分南京人來說，“日本人”的形象既遠又近，真實生活中不怎么見到，新聞媒體、歷史教科書、電視劇以及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里則常常耳聞目睹。

實際上，在南京的日本人并不難找。距離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5.3公里的地方就有一個聚居區(qū)。從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一路向西，走上18分鐘，邁上1700多步，就能跨進他們的世界。

這是石鼓路附近一條小街，分布著各式日本料理店，霓虹燈映出各種顏色的“昭和體”“勘亭流體”文字，日文招牌像一面面旗幟。在南京，僅一家點評網(wǎng)站上注冊的日式料理店就有759家，但真正由日本人開設(shè)的只是個位數(shù)。沒有誰比兔澤和廣更加清楚這一點。

他是南京日本人協(xié)會的會長，一家日式料理店的老板。在南京生活24年的他，說得出一口地道的“南京普通話”，被他的中國朋友戲稱為“假南京人”。

大約500名日本人生活在800多萬人口的南京。多數(shù)時候他們是汪洋大海中的水滴，并不起眼。有時他們又是白紙上的幾點隱形墨水，在特定的時刻，無比醒目。

兔澤和廣親歷過那樣的時候。2012年，日本政府引發(fā)釣魚島“國有化”事件。很多中國機構(gòu)和公司突然謝絕和他往來，他在南京的三家公司都因為業(yè)務(wù)開展困難而關(guān)門。不過，他并沒有打包回家，而是馬上又開了新公司。他不打算離開南京。

每年的12月13日，他確切地知道自己不是南京人。在這一天他會用自己的方式從南京“消失”——“要不在家睡覺，要不就在外地出差”，盡量避免拋頭露面。80年前的這一天日本軍隊攻入南京，開始了40多天的屠城。從2014年開始，這一天被確定為“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”。

“您的孫媳婦是日本人可以嗎”

2016年12月13日這天，9時58分，石川果林正在教室里批改大學日語系學生的試卷。紙張壘成了一個“小山堆”。兩分鐘后，刺耳的長鳴聲響起。

她距離一座容納這座城市慘痛記憶的紀念館14公里。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，坐落在一個三角洲地帶，形狀像一把屠刀的刀尖，指向莫愁湖景區(qū)，也指向80年前的那場浩劫，像是無聲的長鳴。

聽到長鳴，批改試卷的石川果林先是吃了一驚，緊接著腦中一片空白。她才意識到這天是公祭日。

她第一時間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。以往每到這一天，這位說話小聲、一頭齊耳卷發(fā)、面色有點蒼白的母親，會考慮給學校打個電話，和孩子們一起待在家中。

但她很快緩過神來，安慰自己，“畢竟這么多年來都沒發(fā)生過什么”。60秒的長鳴過去，上課鈴聲又叮叮作響。

石川果林已在南京生活了17年。她有三個孩子，兩個入了中國國籍，另外一個因為“超生”，加入了日本國籍。

這些年，她感到愈發(fā)孤單，和她一樣嫁到中國的日本女人，有的因為婆媳關(guān)系而離婚；有的為了孩子的教育回到了日本。她只剩下兩三個熟人。

“‘南京人不喜歡日本人’，這是很多日本人都有的想法。所以帶小孩帶妻子過來的很少。更多日本人寧愿去上海、蘇州、無錫工作?！彼龑χ袊嗄陥蟆ぶ星嘣诰€記者解釋。

2000年，石川果林第一次到南京時，以為自己三年后就能回家。

????也就是在這一年，日本“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”向文部省提交了兩部教科書書稿，對日本大量戰(zhàn)爭罪行進行隱瞞。同年，時任中國國務(wù)院總理朱镕基在日本東京廣播公司演播室與日本民眾對話。朱镕基說：“任何人都不應該忘記歷史，忘記歷史就是背叛。應該正視歷史，也應該面向未來。吸取歷史教訓，避免重犯錯誤?！?/p>

不過，那時的石川果林無暇關(guān)注中日關(guān)系。她小時候?qū)W過的南京大屠殺只不過是教科書里一行不太起眼的小字。

她當時的問題實際而緊迫：作為一個教外國人日語的老師，該去哪個國家教一陣子日語，然后回來找個更好的工作？

在日本學日語的中國人為數(shù)不少。起初，她打算去沈陽?？赏蝗灰サ娜照Z學校不辦了。她陷入了尷尬：行李打包完畢，房子也已退租，簽證也已辦好。

當有人問她“要不要來南京”，她想都沒想就答應了。也正是這個選擇打亂了她所有的計劃。

在教書的大學里，她與建筑系的南京本地男教師相識、相愛。她的歸期也一拖再拖。直到她告訴家里，想在南京結(jié)婚，不想回日本。

可父母發(fā)了狠話，“不回來就沒你這個女兒”，從此再沒主動給女兒打過電話，也拒絕到南京看她。

男方家里一樣不同意，很多親戚“呼啦呼啦”地跑過來，分撥做她丈夫的思想工作，告誡他“日本人當朋友可以，但做夫妻還是算了”。

這對跨國戀人與兩個家庭僵持著。

直到有一天，石川果林去看丈夫的奶奶。奶奶是在1937年南京大屠殺中逃過一劫的南京人。年紀大了，聽力不好，蜷縮在一個凳子上。石川果林對奶奶耳語：“奶奶，您的孫媳婦是日本人可以嗎？”

“當時如果奶奶覺得難受，我就打算放棄了，畢竟她見過日本人做的那些事，而且中國人這么重視家庭?！笔ü謱τ浾呓忉尅?/p>

但是，奶奶不帶一絲猶豫地回答她：“沒關(guān)系，沒關(guān)系?！?/p>

“小日本”和“日本人”

兔澤和廣生活在南京的這些年月，日本企業(yè)技術(shù)人員需求大的時候，南京的日本人達到過800人。而在2012年中日關(guān)系緊張的時候，只剩下300多人。不過近幾年，又回升到500人。其中一半是日企員工，剩下的是留學生和教師等。

2016年年初，臺灣富豪郭臺銘的鴻海集團以7000億日元收購了夏普。兔澤和廣很快發(fā)現(xiàn)，他認識的夏普南京公司的一批日企員工陸續(xù)離開了。

第一次到南京，兔澤和廣是來看病的，并沒打算久居。20歲那年，他患上異位性皮炎，全身長滿了白色的小水泡，身上纏著繃帶像個“木乃伊”。中醫(yī)被他視為最后的希望。他去過云南、西藏、內(nèi)蒙古等地求醫(yī)，嘗試了幾乎所有的方法。

24年過后，病雖然沒有痊愈，兔澤和廣已經(jīng)不打算離開南京，反而成了不少日本人在南京的“向?qū)А薄?/p>

他會騎著一輛自行車，帶他們?nèi)ス臉歉浇纳轿髀?。一只手扶著搖晃的車把，另外一只手指著路邊的小吃店。日語里夾雜著“小魚鍋貼”“獅子頭”“米線”“包子”等中國話。

他喜歡帶日本朋友到一家只有7平方米、開了13年的貴州米粉店。老板對他說聲“來了啊”，他回應句“你好”，再點上兩碗豬肝米粉，從旁邊小店買上一份鍋貼，就著米粉吃。

他對日本朋友說，山西路的小吃店不知道變了多少輪，就這家貴州米粉店一如從前，還是當初他來南京時的味道。

很多日本人都想知道南京這座城市的味道。他們選擇從那家聞名已久的紀念館開始體會。

很多日本人飛了1300多公里，找到兔澤和廣后都會有一個請求：帶我參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。

“那里是一個很讓日本人有好奇感的地方，想看看中國人是怎么訴說那段歷史。”他說。他還有一些朋友認為南京是個“可怕”的地方。

在過去10年里，兔澤和廣每年都要陪人去參觀好多次。離開時，他會習慣性地在館內(nèi)“和平女神”雕像前，為大家留一張合影。

在很長一段時間里，紀念館接待過的外國參觀者中，日本人居于首位。

有些日本民間組織連續(xù)31年都到紀念館拜祭。他們大都是六七十歲白發(fā)蒼蒼的老人，不少人親歷過戰(zhàn)爭。起初他們是“大哥”帶著“小弟”。后來“大哥”去世了，“小弟”就變成了“大哥”。

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秘書蘆鵬的印象中，紀念館接待過的日本人中， “五六十歲都算是‘年輕人’了，絕大部分是七八十歲?！?/p>

相比之下，國內(nèi)參觀者的平均年齡卻要小得多。2016年，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做了一個對5500名參觀者的調(diào)查：國內(nèi)參觀者平均年齡28歲，30歲以下的占了71％，其中73％是大學及以上學歷。

有一回，一些日本的老牌漫畫家來南京參加一個紀念活動。他們告訴紀念館的工作人員，自己的身上是“綁著繃帶”來的，既然來南京，就“準備好接受南京人扔石頭”。當然，整場活動沒有扔出任何一塊石頭。

一位在南京生活了11年的日語外教告訴記者，對中國和日本的一些年輕人來說，歷史和戰(zhàn)爭就像一條窄窄的小河。隔著河也能喊話交流。“但如果執(zhí)意下水，只能都把大家弄濕?！?/p>

24歲的日本留學生野尻仁通就是那種愿意在河邊向?qū)Π逗霸挼娜?。他從來都不與任何中國朋友談?wù)撊魏握魏蜌v史，“敏感的部分不要隨便討論”，他說。

大三那年，他去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，印象最深的是在紀念館黑色的大理石外墻上，用中、英、日三國語言寫的“遇難者30萬”。

“3個人和30萬人同樣需要紀念。”他說，“最重要是以后如何不發(fā)生這種事情?！?/p>

在距離紀念館7公里的地方——1912酒吧街區(qū)，野尻仁通擔任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店長。這條街區(qū)的名字源自民國元年——1912年。南京曾是首都，這條街區(qū)緊挨著南京國民政府“總統(tǒng)府”。

在南京，野尻仁通幾乎不和日本人一起玩。店里的客人大都是中國人。在酒桌上，他認識了各樣的中國朋友，包括醫(yī)院院長、大學生、企業(yè)主、廚師。

就連他的女朋友也是教日語時認識的中國人。她為他放棄了北京一家企業(yè)的管理工作，寧愿來南京做服務(wù)生。兩人在同一個老板的料理店上班。

他已經(jīng)打算好：“她愿意結(jié)婚，我們就結(jié)婚?！?/p>

盡管野尻仁通盡量不讓自己踏入歷史的“小河”，但是水花總有打濕他雙腳的時候。

2012年9月10日下午，日本政府召開會議，決定“購買”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，實施所謂“國有化”。隨后，中國出現(xiàn)了不同規(guī)模的反日游行。9月15日，在南京邁皋橋附近也出現(xiàn)了游行隊伍。

第二天，野尻仁通工作的日本料理店門口被人貼著一張白紙，上面用毛筆寫著“釣魚島是日本的”。有人報了警，惹來了警察。他和老板只能反復解釋，“貼這個在自家店門口不是自找麻煩嗎？”好在誤會總算化解。

在野尻仁通經(jīng)常光顧的中國拉面店里，懸掛在高處的電視機常常播放超出他理解的“抗日神劇”。他四下一望，發(fā)現(xiàn)大家都一邊嚼著面條，一邊斜著眼睛向上瞟，“看得很認真”。

野尻仁通不喜歡“抗日神劇”。他不明白這種展示中國人和日本人互相殺戮的電視劇“有什么意思”。不過他也知道，在日本也有很多關(guān)于二戰(zhàn)題材的戰(zhàn)爭劇，只不過日本軍隊的對手通常是美國。

當那些劇集播出的時候，他有時會聽到拉面店店員在小聲議論他，背后喊他“小日本”。他有點費解，“為什么他們不清楚‘小日本’和‘日本人’是兩個不同的詞？”

有一次，他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附近突然傳來一聲“小日本”。他一下愣住了，本能地停了下來，卻發(fā)現(xiàn)身后是兩個中國小男孩。他們追打嬉鬧著，后面的那個小男孩不斷的重復著那句“小日本”。兩人從他身邊跑過。

在中國，他不主動看日本媒體的新聞，但是每當他打開中國的新聞客戶端，都“能在三分鐘之內(nèi)”看到一條有關(guān)日本的新聞。

他發(fā)現(xiàn)，兩個國家的媒體里，中國和日本呈現(xiàn)出不同的樣態(tài)：在日本，中國人常以打人、亂丟垃圾、不注重公共秩序的形象出現(xiàn)。在中國，媒體討論的基本都是日本政治、歷史、經(jīng)濟上的宏觀話題。

有一次他掃了一眼有關(guān)日本的一條新聞，下面的網(wǎng)民評論：“不歡迎小日本”，“小日本，隨便打”，“我爸爸對我說，看見日本人就打死”。

“我覺得他爸爸教得就很有問題，我爸爸一直對我說，只有在被打的情況下才能還手?！彼J真地對記者說。

2016年12月13日這天夜里，野尻仁通隨便走進了1912街區(qū)的一家酒吧。有個中國男子上前，用英語向他打招呼：“Hi ， where are you from（你好，你來自哪里）？” 野尻仁通沒有猶豫：“I am from Japan （我來自日本）?！?/p>

男子爽快地回了一句：“Welcome to Nanjing（歡迎來到南京）。”

不過，偶爾他也會偽裝自己。有一年的12月13日，他坐著出租車去火車站接朋友。司機師傅一聽他的口音，本能地問他：你是哪兒人。他回了一句“我是韓國的”。他故意將“是”這個字發(fā)成了平舌音。

他說，自己不想說話，不想解釋。

包袱里的棉花

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辦公樓的會議室里，有一幅用印象派手法創(chuàng)作的紫色和平草的畫作。

館長張建軍指著這幅畫對記者說，在距離這幅畫不到兩百米的地方，就是埋葬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“萬人坑”。

“看到和平的時候一定要想到過去?！彼f。

這位現(xiàn)任的“30萬遇難同胞的守靈人”，把歷史問題比作是掛在中日兩國民眾身上的包袱?！斑@個包袱平時沒有重量感，因為里面裝滿了棉花，但真到要水的時候，這個包袱會變得越來越沉?！?/p>

張建軍的一本書里夾著一個空信封。封面既沒有署名，里面也沒有信件。

那是退休的日本教授村岡崇光在參觀完紀念館后交給他的。里面是他受邀在南京大學做講座時的講課費，捐給了紀念館。

村岡崇光后來在寫給紀念館的信中說：“我不能接受從被我的同胞傷害過的地方得到的回饋，哪怕是給我一塊錢都不行。”

那次是他第二次來參觀紀念館。如潮的參觀者隨著那段歷史“順流而下”，年近80歲的村岡崇光，看到和自己年齡相仿或者稍長一些的中國參觀者時，卻“不敢面對和直視他們”。

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的出口前，有一位年老受害者的雕像，眼睛不停地流淚，說明詞是“請為她拭去眼淚”。村岡崇光在她面前靜立了幾分鐘，拿起手絹輕輕擦拭著塑像的臉龐。

他在信中還寫道：“對于我而言，南京有特別的意義。曾任航空參謀陸軍中佐的先父村岡良江1938年上半年奉命移駐南京?！?/p>

來為先輩贖罪的日本人還有很多。多年前，紀念館曾經(jīng)還有一位日本志愿者，也是為父親而來。

她時常坐在講解員辦公室的拐角上，在一個臺燈下默默寫字。一本厚厚的記事本上，全都是紀念館墻上懸掛的講解詞的日文翻譯。

她身材瘦小，眼眉呈下弦月的形狀，一頭整齊的短發(fā)像灰白的石膏塑成。脖子上始終掛著一張“國際志愿者服務(wù)證”，小挎包里隨身裝著記事本。

她視力不佳，在看講解詞的時候，需要盡力將半個身子前傾，臉幾乎貼到展板上。那些解說詞需要講解兩個小時，她從每一塊展板上面一一抄下。然后用自己的語言，把它們重新組織起來。展板上的日語大都是由中國人翻譯而成，她希望用更地道的日語來講述這些故事。

這位60多歲的老人叫黑田薰，來自大阪，她在紀念館附近的賓館里租了一個小房間，平時就在紀念館里為日本參觀者提供講解服務(wù)。

周一休館，她就去南京的不同角落尋找拉貝故居、北極閣遇難同胞紀念碑等二戰(zhàn)遺跡。她不懂中文，但總能碰到給她帶路的中國人，有人會送給她胸花作為禮物。

離開后，她在給紀念館的一封信中寫道，“我所做的事情可能還遠遠不夠，但哪怕一點微薄之力，我也要懷著對南京的熱愛，在日本不斷大聲呼吁，不斷地將歷史傳承下去。”

她的父親，也曾是侵華日軍。

這些年，到紀念館參觀的日本人難以統(tǒng)計。他們的出現(xiàn)常常悄無聲息，不向任何人打招呼，不與任何人交談。在他們中幾乎達成了一個共識——“絕對不能說日語”。

他們只是默默觀看，默默離開。

只有在日本生活過多年的工作人員，能夠從他們的發(fā)型和穿著上，發(fā)現(xiàn)一些端倪，彼此心照不宣。

對于紀念館的秘書而言，帶日本友好人士參觀紀念館，并不是一個輕松的活——需要眼觀六路、耳聽八方。難題不是語言，而是周圍參觀者的目光。

如果發(fā)現(xiàn)有國人長時間停駐、觀察，秘書往往會上前打招呼，告訴他們，這些日本人是“正視歷史”的。

但也碰上過有人控制不住情緒，丟下一句“日本人就應該來好好看看”。但除此之外，并沒有更多故事發(fā)生。

館長張建軍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：時至今日，我們究竟該用一種什么樣的方式銘記那段歷史？ “1937年南京大屠殺已經(jīng)過去了80年，三代人過去了，到了再反思的時候了?！?/p>

他幾乎每天都要在這個紀念館里走一遍。盡管如此，他說就連自己有時候“心里也會起波動”。

“當前大屠殺紀念館主要部分建成于2007年，當時強調(diào)的主題是人類‘浩劫’。10年后，紀念館主題或許從‘浩劫’轉(zhuǎn)向為‘記憶’?！平佟幸环N情緒，罪惡事件本身就能引發(fā)一種情緒。但記憶是一種冷靜的回顧和反思，我們談愛國不能再用頭腦發(fā)熱的方式，而是思考怎么團結(jié)和自強?！?/p>

他說，那些戰(zhàn)爭的受害者，比如曾經(jīng)的慰安婦，都是因為國家貧弱，而為國受難。而“尊重、幫助、補償那些因為國弱而‘吃了苦’‘受了難’‘丟了命’的人，這就是一種銘記?！?/p>

在他看來，“砸日本車”“抵制日貨”“在網(wǎng)上罵日本人”都不是銘記歷史的方式。“真正的銘記是我們比別人過得好、比別人更有素養(yǎng)、在各自領(lǐng)域比別人做出更好的業(yè)績。”

張建軍說這些話時，語調(diào)沉重而緩慢。

游過那片水域

每當有新生入學，石川果林都會問他們一個問題：你為什么學日語？

以前的學生都會說，是父母讓我們學的，方便找工作?，F(xiàn)在的學生說得較多的是喜歡動漫，想聽懂。

問這個問題的并不只有她。不過在她看來，意圖卻不同：“我的出發(fā)點是學習的動力和發(fā)展方向，而有人的意思是‘你為什么學這種敵人的語言’?！?/p>

當她從日語課堂上走出，就一下子淹沒在南京的人潮中。她擁有中國媽媽共同的煩惱：抱怨孩子壓力太大，每天都在寫作業(yè)?！皯撓袢毡镜男W生一樣，放學就去參加各種各樣的社團活動，去鍛煉身體”；自己的孩子和別人家的孩子鬧矛盾，把對方給咬了，她拎著水果登門道歉。

只有在上日語課和跟孩子用日語對話時，才能找到她日本人的特質(zhì)。她的中文閱讀有些吃力，輔導孩子做一年級的數(shù)學應用題都十分費勁。哪怕題目是“下列哪些是大于10的偶數(shù)”，有時她讀完一遍也看不懂題目。

三個孩子中，她最擔心內(nèi)向的老二。有一次在飯桌上，石川果林隨意問了老二：“在學校有沒有人欺負你啊，說你媽媽‘小日本’‘日本鬼子’？”兒子的回答是：“只有我們班一個老師常會講這種話?！?/p>

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真的假的？”兒子笑著給了她一個肯定的答復。她愣了一下，自言自語了一句“我的肝啊”。

她意識到自己孩子身上內(nèi)在的矛盾已經(jīng)開始顯現(xiàn)——既不是中國人，也不是日本人；既是中國人，也是日本人。

“如果哪一天我的孩子問我歷史的真相是什么時，我真的無法回答。真相只能自己去尋找?！彼f，這是他們需要承受的壓力。

她希望孩子們以后能夠到一個陌生的國家去工作兩年，再來思考這些問題。

2017年元旦，兔澤和廣回了一趟大阪，這是他來中國24年后，第一次回家“過年”，他感嘆大阪沒有以前人多，也沒有人穿和服“過年”了，不如中國熱鬧。

他回家看日本的新聞，會格外注意與中國有關(guān)的言論。就個人感受而言，他認為自己聽到的“中日要搞好關(guān)系，亞洲一定要團結(jié)”的呼聲越來越多?！耙院笾腥湛隙〞阶咴浇?。”

他看到大阪的地下通道發(fā)達得像建了一個地下城市，不由得想起了南京，“南京新街口的世貿(mào)到中央商城直線距離不過100多米，卻要上上下下過地道，打通不就好了嗎？”

可過完“年”，3天后他又回到了南京。他說他離不開南京。

“人的存在是因為世界還需要他，而我還在南京，證明這里有人需要我?！痹谀暇?，他每天24小時開著手機，總會有在南京的日本人因為生病需要他推薦醫(yī)生，因為發(fā)生糾紛需要他出面調(diào)停，或是因為簽證到期半夜打電話求助。

時至今日，他依然清楚地記得自己到達南京的日子——1993年3月10日。

坐了一夜火車，他從南京站走出，打量了一眼這個城市：藍天白云，陽光映射在“金陵明珠”——玄武湖上。

他拿出一張地圖，發(fā)現(xiàn)目的地在湖的另一頭。當時，一句中文都不會的他，用日語在心中自嘲：“難道我要游過去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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