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蝴蝶是這個下午的一半》 黑豐 著 中國文史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夏季的一天，黑豐曾在鄉(xiāng)下老家的菜園里，寫下了這樣一段話：

在紙上的漂泊中，我呼喚并期望尋索一種新的地理。我提倡人的不滅，祖先永遠活在土地上。文學實則是一種變相的考古學。我們不僅要善于從人使用過的器物中，從歷史的遺跡與印痕中，從空間的迷局中給祖先和易失的人類按脈，還要善于從當代人的身上發(fā)掘我們的祖先，從而發(fā)掘人存在的多樣性，進而拓展一種神性的文學新疆界，讓比我們更古老的詞語重新開口說話。

這是具有宗教哲學氣質(zhì)的詩人、后現(xiàn)代作家黑豐，第一次在他的筆下提出了“地理”的概念，憑直覺認為“人”（的靈魂）是不滅的，認為“祖先永遠活在土地上”，并且推論文學應該是“一種變相的考古學”。文學“地理”的提出，主要經(jīng)由他的1990年前后幾個實驗小說的托舉和承重，具體形成“地理”這一概念是1993年。

現(xiàn)在看來，仍然是對的。

在黑豐的實驗中短篇小說集《蝴蝶是這個下午的一半》中，我們看到了“生命浸淫的汁漬和時間沉淀的遺跡”。比如，在他的先鋒代表作《人在羋地》里，主人物“尹”三次遭遇一棵命定的楝樹。楝樹在作者的表意中，既可是另一情狀的“人”，也可是另一種“泥土”。“人”也罷，“泥土”也罷，都是以空間形式顯世或在世的。泥土可以理解成一種高舉的“地理”，“羋地”通過這棵樹升到了空中，“升”是時間頁巖的另一種沉降。尹的誕生、尹的童年、尹走下北方那所大學的臺階、尹歸故里（羋地），以至尹走入棺木等，都能在這棵樹的深處望到。樹的“深處”正是這一楝樹所處的被日常所遮蔽的特殊區(qū)域。這一區(qū)域，與你所處的純物理區(qū)間也許是一致的，部分是重疊的；但它未可知的（大片大片的）“頁巖”就“疊”在那里，冷凍在那里，你在樹下望不到，或很難望到，根本無法切入。

黑豐的寫作“考古學”的意義，是空間的，遺跡的（發(fā)掘）；“人雖不在場，卻完全存在于景物當中（塞尚）。”因此，他重視“物像”，重視羅伯·格里耶，重視他的重要代表作《嫉妒》。物體和詞語中存在“一種非有機體的生命的力量”，“消亡的是有機物，不是生命。”（德勒茲）

他的小說撇開了傳統(tǒng)小說的故事鏈條，特別強調(diào)了地理的因素，強調(diào)一種考古學意義的發(fā)掘?！兜诹N昏暗》《人在羋地》《白棺》《黑鳥為什么盤桓》《蛇的彌漫》等多篇實驗小說都特別重視地理。譬如1990年寫的《黑鳥為什么盤桓》就是一篇特別具有地理性的象征小說。雖然它尚夠不上一個短篇的那種特有的精致，但它的價值不在這，而在于叛逆，在于它的延“異”（這正是他所要標示的最可貴的地方）。其實從中國文學傳統(tǒng)“延”下的（東西）只能是很小的一部分，重點在“異”（陌生化），重在（血液的）刷新。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重生。

有一種寫作不是承繼的、順從的，而是“反父性的”，它自始至終是一場搏斗——既與他者，又與“孤家”。在此，我們必須用力、用烈火，打倒并銷毀“父輩”的永生的金像，只有在殘酷的銷毀中，我們方得以再生（或重生）。同時，寫作又是一種召喚——對那些游蕩的、無家可歸的虛位“在者”，使那些曾經(jīng)的“在者”重新臨在，復位和安居。

人的這種“反父性”和叛逆，與一個人的個性有關。

所有的寫作，最終在于指向并言說一種不可言說，指向并言說天地萬物之深奧，指向并無限切近這種感性背后最本質(zhì)的存在，指向并非沉默論者——維特根斯坦在《邏輯哲學論》中之所謂“對不可言說的必須沉默”。

事實上，地理是象征的。地理中任何一種物像，都不是無緣無故的。它們每時每刻都在言說，通過一種未知的語言介入我們的生活。強調(diào)小說中的地理性，這是空間顛覆時間，感性顛覆理性。這種顛覆性的地理寫作直指一種無法把控的最高理性。

這就是黑豐所認為的地理小說，也是他的小說觀。（皮相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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