甄凱，日本前“全統(tǒng)一工會”員工，現(xiàn)任岐阜一般工會外國人支部支部長，從事研修生維權13年。

他從日本用工企業(yè)的視角看，新的問題浮出水面：有病不給治、工傷之后不讓休養(yǎng)、工資上克扣擠對，“（部分）日本企業(yè)在變相強制你回國。”日本政府部門的不作為，給一些企業(yè)留下了縫隙。

新京報：你最開始接觸研修生時情況是什么樣的？

甄凱：我1991年在日本讀完大學后，到一家企業(yè)做研修生生活指導員。那時候，中國到日本來做研修生的都是政府部門經(jīng)過選拔，到日本來學技術的人員。

新京報：那時待遇比較好？

甄凱：對。那時研修期只有1年，每個人有6萬日元的研修津貼，水電房費企業(yè)都包，是正經(jīng)學技術的。后來日本研修制度從1年改為2年，后又改為3年，去年立法通過可以延長為5年，目前還沒有正式實施。研修制度慢慢發(fā)展成一種勞務輸出制度，因為制度本身的原因，產(chǎn)生的問題非常多。

新京報：你為研修生維權的初衷是什么？

甄凱：我從2004年開始為一些研修生維權。我大學是學法律的，那時候自己開飯店，也在日中友好協(xié)會做理事，遇見很多中國研修生被欺負，心里很氣憤。有的工資低于最低工資標準，存折、護照被扣留，有的在建筑工地挨打，還有的工傷之后，企業(yè)不但不報勞災（職業(yè)病和工傷），還解雇研修生。覺得自己除了能為他們翻譯，還應該做更多。

新京報：維權的數(shù)據(jù)和成功率是怎樣的？

甄凱：以去年為例，我收到研修生商談的信件136例，有99人在我所工作的維權中心避難并離開（得到解決）。

新京報：目前研修生面臨的問題主要有哪些？

甄凱：一些老問題依然存在，比如不按合同給付工資、工資低于日本最低工資標準、扣押存折、護照、登錄卡限制人身自由等。前幾年日本的一些企業(yè)覺得不按合同或最低工資標準給工資是理所應當?shù)?，他們覺得研修生就是廉價勞動力。

新京報：這幾年有變化嗎？出現(xiàn)了什么新問題？

甄凱：這幾年有一點進步，我們?nèi)ソ簧妫毡酒髽I(yè)知道不按規(guī)定給工資是違法的。2010年研修生制度改革后，這些問題有一些改觀，但依然存在，并沒有杜絕。前天佐賀縣的幾名研修生給我寫信，反映護照被扣留，我今天打電話給他們社長，才剛剛把護照還給他們。

從目前接觸的案例來看，最新型也最棘手的一個問題是，日本企業(yè)變相強制你回國。比如有病不給治、工傷之后不讓你休養(yǎng)，他們希望你回國治療，他們再請新人。還有一個問題是，在工資上擠對、多扣房屋、水電費。最厲害的，工資的一半被扣去，被扣去工資的三分之一也很常見。

新京報：這是制度本身的壁壘還是人為的因素較多？

甄凱：這其中有很多人為的因素。比如變相強制回國。如果研修生病了或被機器傷到了，有的企業(yè)就會以脫崗為由，中斷你的醫(yī)療保險，向入管局報告。研修生赴日時拿的是特定活動簽證，一旦你脫崗，官方就可以按照脫離在留資格，停發(fā)你的簽證，你就沒有合法身份了，逼著你回國。

比如去年有一個女孩，得了敗血病，用工方讓她回國治療。我們花費了很多努力才爭取到企業(yè)支付60%的生活費，醫(yī)院提供一些援助。按照日本勞動法，員工傷病期間是不能解雇的，但因為政府不作為，就給一些企業(yè)留下了空間。

新京報：工資被克扣沒有相應的監(jiān)管嗎？

甄凱：用工方永遠是強勢的地位，工人的選擇權非常有限。除了多扣錢，超常規(guī)加班，或者到日本后，讓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，完全不是合同上寫的情況，不干你就回去。但是回國，沒有如期完成合同，那些押金全都拿不到。

政府如果對派出單位和接收單位都能加強監(jiān)管，這些問題才有可能得到糾正。否則現(xiàn)在維權就像打牌一樣，打來打去，都是一樣的套路，很難。

新京報記者 李興麗 實習生 張世超 王雙興 羅仙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