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生活中有好多好多會議/都可以省略/但這個會議萬萬不可……/開會原本是路途之上很重要的事情/只是有些弄不清楚/哪個會議的意義/能夠是又深又遠/因為意義這個東西/要事后很久很久/才能知道。”

——一位詩人寫在遵義·代題記

（一）

遵義以南50多公里的小山村里，那晚緩緩移出一襲微弱的燈光。那是一盞馬燈。它的主人是時年42歲的毛澤東。

此時已是深夜，黑暗無光的村落足以說明大多數(shù)人已進入了深度的睡眠。而面容清瘦，滿身煙味的毛澤東卻沿著村頭這條幾乎消失于茫茫暗夜的無名小路，若有所思而又無比堅定地向前行走著。

這是一條再普通不過的山村小道，誰也想不到，在那盞馬燈伴隨著那個身影在那個夜晚走過之后，這條小道就和未來中國的命運緊緊相連。

如果算一下日子，那天是1935年的3月10日。對于毛澤東來說，進入貴州的這些日子太不平靜。將近兩個月前的遵義會議上，他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；大約一個月前，在“雞鳴三省”的地方召開的著名扎西會議上，他在常委分工中成為周恩來“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”；就在一個星期前，他被任命為中央紅軍前敵司令部政委。而幾個小時前，在這個叫做茍壩的小村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（史稱茍壩會議）上，與會者討論進攻打鼓新場（今貴州金沙）的作戰(zhàn)計劃，他提出關于不能強攻固守之敵，要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建議。他沒想到，這個建議卻遭到與會者的一致否決。他以辭去前敵司令部政委據(jù)理力爭，結(jié)果非但沒能爭取到大家，而且會議還通過急轉(zhuǎn)直下的表決，作出了取消他剛剛就任不到7天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的決定。

夜色漸濃，毛澤東心潮翻滾，紅軍的命運在腦海里激蕩。在他看來，今天的高級軍事會議，雖然不能說是犯了個低級錯誤，但進攻打鼓新場國民黨之黔軍的決議，起碼是過于倉促，過于武斷了。他完全能夠理解紅軍指戰(zhàn)員一心要擴大戰(zhàn)果、渴望戰(zhàn)斗的心情。甚至，他也贊同有些領導人的考慮，占領物產(chǎn)豐富、商業(yè)繁華的打鼓新場使紅軍得到更多的后勤補給，有利于開辟新的革命根據(jù)地。問題是，諸多的不利因素被大家輕而易舉地忽視了。一方面，紅軍經(jīng)過長途奔襲特別是遵義戰(zhàn)役之后，隊伍雖然稍稍恢復了元氣，大家心氣很高，但綜合力量比較疲憊，而且處境孤立，缺少外援；另一方面，打鼓新場的國民黨黔軍固守和經(jīng)營多時，外有城墻，內(nèi)修碉堡工事，而且各方援軍就近機動，召之即來。就是在這種極不對稱的情況下，3月10日1時紅一軍團林彪、聶榮臻發(fā)來“萬急”電報，建議“野戰(zhàn)軍應向打鼓新場三重堰前進，消滅西安寨、新場、三重堰之敵”，并制訂了詳盡的作戰(zhàn)方案。在由20多人參加的高級軍事會議上，與會者就打與不打爭執(zhí)不下，會議時間一拖再拖。

“你們硬要打，我就不當這個前敵司令部政委了！”毛澤東來了脾氣，對主持會議的張聞天說。

“少數(shù)應該服從多數(shù)，不干就不干！”有人毫不客氣地頂了回去。會議非但沒有聽取毛澤東的意見，還舉手形成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議，而且免去了毛澤東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。

作戰(zhàn)命令即將發(fā)出，打鼓新場之戰(zhàn)箭在弦上，一觸即發(fā)。

毛澤東覺得，如果兩軍對壘，紅軍將很快陷于南北夾擊、腹背受敵之境，甚至隨時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。以卵擊石，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、憂思忡忡。必須即刻上路，去找周恩來進行最后的說服，作最后的努力——盡管，此時理解他的可能只有這盞馬燈！

（二）

一盞昏黃的馬燈，帶著堅定的理念，領著被視為異端的提議，在漆黑的山道上蠕動。那是新中國暮色低沉的前夜，也是毛澤東一生中灰暗的日子。好在，手里的馬燈還亮著。

在那條僅僅兩公里長的鄉(xiāng)間小路上，不知毛澤東走了多久，也不知他走得何其艱難。這正如從瑞金出發(fā)一路走來的紅軍，不知經(jīng)歷了多少坎坷泥濘、圍追堵截、夾擊轟炸，但救亡圖存的信念始終如青春的脈搏從未停息地跳動著。也正如毛澤東本人在那段時間的經(jīng)歷一樣，在不被理解中苦苦堅持，在挫折困難中咬牙挺住，在失敗失落失意中起死回生、繼續(xù)前行。

1934年10月，在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失敗之后，中共中央、中革軍委率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、軍委機關和部隊86000多人，分別自瑞金等地出發(fā)，“戰(zhàn)略轉(zhuǎn)移去遠方”。繼而，挺進湘西，沖破四道封鎖線，改向貴州，渡過烏江，奪取遵義。一路狂飆突進，縷縷的希望燃燒著戰(zhàn)斗的激情，可喜的勝利伴隨著巨大的犧牲。到遵義會議召開之前，中央紅軍只有37000人的有生力量，約有49000多個鮮活的生命血灑沃土、長眠大地，永遠成了革命的根須。

遵義戰(zhàn)役之后，蔣介石親臨貴陽督戰(zhàn)，調(diào)集其滇、川、黔各部，擺兵布陣，把剛剛在勝利之中得以喘息的中央紅軍陷入大大小小、或明或暗的包圍圈之中。而當時的紅軍將領，無論是領導能力還是決策方式，都與戰(zhàn)局和形勢的變化不相適應。軍事“三人組”時期，李德、博古專權(quán)，政治局不討論重大軍事決策，在戰(zhàn)略指導和作戰(zhàn)指揮中屢有失誤、屢遭失敗。遵義會議作出決定，一切重大決策都要經(jīng)過政治局討論。但情況又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，隊伍往往是白天行軍、晚上研究重大問題，20多人的會議七嘴八舌、枝蔓橫生，有時爭論不休，有時議而不決，耗費精力、貽誤戰(zhàn)機在所難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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